作为一枚后红旗时代下的蛋，一进小学的大门读的便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从幼齿时代便被告知我们的祖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更重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翻身做了主人”，我们的生活幸福无比。当然，这种灌输还是有一些效果的，我从小就发自内心地对“祖国”产生了一种深刻的认同，也从未怀疑过党的伟大正确，更是坚信某某主义的光辉灿烂。
其实，小的时候并不是很幸福。穿着老旧的衣服羞于与人交往，更不用说与异性正常交往，在所有的人眼里，那绝对是不良行为——当然，这是另一种不幸；小学刚毕业的老师，破败的教室，而毫无志向的我完全无意于念书去博取什么功名——书在老妈缝制的帆布书包早已卷成筒状；对小学的我来说，几毛零花钱是个奢侈——到现在我都一直认为自己不会使用钱，与小时候的穷苦经历关系莫大。然而这一切，丝毫也没有妨碍我在宏观上对祖国的热爱与对党的忠诚，现在想想，这些坚信与认同，并不是来自“祖国”或者“党”本身的魅力，而是来自于一种恐惧。
小学的思想品德的教材上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寓意对我刺激至深。故事大意是一个孤寂的老太太死在一间凄冷的房间里，两个礼拜之后才被发现。教材借此告诉我，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美国，一切都是极端冷漠的，唯有金钱热情似火，金钱是维系一切关系的纽带。然后，教材一堆堆的实例告诉我，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温暖，我们自己的国家的生活才是幸福的，这里才是人间天堂。这种记忆，一直延伸到成人之后还在不断地控制着我。我的人生到现在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一直在庆幸自己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免于资本主义的冷漠与残忍带来的无限痛苦。是的，多少年来，我一直生活在这种免于恐惧的“幸福”中，我憎恨那些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家伙，认为他们都是一些要破坏我们幸福生活的敌人；同时，我也在宏观上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就算没有战争，万一我的祖国发生了书上一直告诫的“和平演变”，我该怎么办？谁来给像我这样弱小的人以社会性的温暖？
这种贯穿我生活中的恐惧，隐隐地存在着，随着读书越多，越加有些怀疑，然而终究是不敢推翻的，也不会去想这让我们免于“恐惧”的正是恐惧本身。直到研究生二年级左右，才算是彻底走出了这种恐惧，然后，我便迎来了另一番天地。前阵子，与永哥通电话，说及我读研的转变，前一年平庸之极，后突然出现了大转变，其实与此关系莫大，试想，有什么能比摆脱恐惧而获得的自由更能让人发生变化呢？拉斯·史文德森在他的《恐惧的哲学》提出了这样令人警醒的质问：“什么时候开始，未来的希望变成了威胁？”当我们未来的走向被当成了威胁时，恐惧便被制造出来。更令人沮丧的是他提到的另一点，虽然恐惧笼罩着我们，但“我们恐惧感不仅是被营造出来的，而且被利用以营造恐惧”，于是，我一直在这种被制造的恐惧中生活了二十多年。好在，自由是这种恐惧策略的天敌，而自由，正是我们的天性。
然而还有一点，我们小时候的温暖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儿时的温暖根本不是来自什么与冷漠资本主义社会相抗衡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来自什么党的关怀，当然更不可能在我们内心独自天然产生（孤寂只会产生恐惧）。这些异化的社会体制和社会组织是不会给我们温暖感的，我们感受到的温暖的真正来源，是那些革命者哭着喊着要打破的传统，具体地说就是来自于千百年来形成的宗法制的某些合理方面，来自于我们以家庭为基本社会单位的宗族纽带。这种纽带曾经一度被撕裂，在那颠倒黑白的岁月里，党组织代替了一切，当然也包括家庭，没有党的许可，你都不可能有夫妻生活（见雷颐的研究），谈什么鸟温暖？人人恐惧，人人如丧家之犬，阿伦特曾在《极权主义的起源》最后一章里这样说：“恐怖（torror）变成了全面（total）；当谁也不阻挡它的道路时，它就是最高统治。如果守法是非暴政体制的本质，而不守法是暴政的本质，那么恐怖就是极权主义统治的实质。”（《 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政府形式》）营造这样全面恐怖来控制人们的恐惧的社会组织竟然奢谈什么“温暖”，着实荒唐。改革以来，似乎好了很多，然而，我个人的恐惧体验正是来自这个时期。这时党虽然不再能深入社会的每个细胞，底层的宗法关系开始慢慢自我凝结、自我修复，然而，无比的可耻的是，它不再强制地控制你，却绑架着宗法纽带，让这纽带在不知不觉中带上了丑恶的政治色彩。
于是，我感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也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冷漠”。然而，我花了二十多年，才勉强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